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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田正彰著 王希亮译《虏囚的记忆》出版

浏览次数: 日期:2014年8月8日 14:40



书名:虏囚的记忆Memories of Captives in Sino-Japanese Wars
作者:[日]野田正彰 著王希亮 译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7月

 

  内容简介
 
  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那些成为俘虏以及被当作奴隶的人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刻是如何生存下来的?此后,他们又是如何将他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创伤埋藏在心里而生活下去?这是日本精神病理学者野田正彰在本书中展示和探讨的内容,以期从个人的内在精神切入进行社会和历史的考察。作者在对中国被掳劳工和遭受日军蹂躏的中国女性进行了实地访问的基础上完成了本书,并由此严厉地追问和批评日本社会对中国人的战争受害所表现出来的“无视与沉默的循环”。
 
  作者简介
 
  野田正彰,日本关西学院大学教授。
 
  王希亮,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同野田正彰先生认识还是在1995年8月,即中国的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之际。当时,在哈尔滨召开以揭露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实施细菌战与化学战罪行为中心内容的学术研讨会,邀请几位战后努力反省侵略战争责任的原日本军人与会,其中包括曾经的日本军医小川武满和宪兵三尾丰等人。野田先生陪同他们从始至终参加会议,晚上还与他们长时间地谈话,仔细地记录原军人们的言行举止。三年后,我收到野田先生寄来的新出版的著作《战争与罪责》,才了解到,原来野田先生一直从心理学的角度关注当年参加侵略中国战争的日本军人,特别是关注这些人参加战争的经历和战后对战争中罪行的认识及反省的过程,并且希望通过对这些人的战争体验和心路历程进行分析,引起日本人对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的关注。因为我也在关注日本的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的认识问题,所以对野田先生的研究有很大的兴趣,尽管从心理学角度进行观察我是外行。
 
  2004年冬的一天,野田先生突然来近代史研究所找我,事前居然没有电话联系。见面后得知,他正在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日语部的著名播音员陈真女士写传记,已经快收尾了,但是陈真女士的病情加重,所以他匆匆赶过来看望。我听说陈真女士,是因为她长期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教授日语,据说她的日语发音和对语气的把握连日本人都自叹弗如。她还在日本的NHK广播电台向日本人介绍中国,所以在中国和日本都有相当多的“粉丝”。但是野田先生专门为陈真女士作传,并专程来医院探望,则是我没有想到的。野田先生还心情沉重地说:陈真女士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了,所以要马上赶回日本,加快写作和出版的进度。但是没过一个月,野田先生再次来北京,告诉我说陈真女士病情恶化了,给她写的传记虽然已经杀青,但离印刷还有一周的时间。为了让陈真女士看到书,野田先生特地请出版社专门制作了一册样书,一定要送到陈真女士的手上。他还给我看了陈真女士在病榻上手捧样书微笑的照片,那也是陈真女士最后的照片。这两次与野田先生的见面,使我对他作为精神病理学医生的思维方式有了一些初步的理解。
 
  在那之后,野田先生还向我推荐过参加当年侵华战争的日本士兵的回忆录,特别介绍说读那些回忆录能够了解当年战争加害者的心理状态,有助于中日两国民众的相互理解。我们将其中部分回忆录翻译成中文出版后,确实在中国社会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
 
  2006年后,野田先生开始将关注点从日本转向中国,因为这时已经有数十起日本法庭上的中国战争受害人的诉讼。但是,日本法庭的法官们对这些诉讼的冷漠态度和初期的判决结果让野田先生感到震惊。因为他从初期的判决中丝毫看不到战争加害国应有的反省和忏悔,并且日本社会对这样的诉讼似乎也无动于衷。如何促使日本人不仅认识自己的战争被害,更要认识日本的战争加害责任,是当时日本社会争论比较大的问题。所以,野田先生把对战争被害国民众的遭遇和心理的变化作为自己的调查课题。这就是野田先生编写本书的缘由。
 
  在中国,对战争受害的调查,是从日本战败后就开始的工作,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调查的角度、方法也有变化:战后初期为与战争损失调查相关联的资料调查,中间经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为阶级教育一环的日本战争罪行的历史调查,“文化大革命”中配合“反帝反修”斗争的社会调查,再到改革开放以后重视口述历史资料的具有学术意义的调查。在这些调查中积累的口述资料,记录了战争给中国民众带来的深重的灾难。进入21世纪后,经历过战争的受害人多数已步入耄耋之年,记忆力衰退,身体状况也不乐观。野田先生则开始针对这些人进行新一轮的侧重于心理学的调查。那些年里,他每年多次来中国,访问当年被日本军队强抓到日本从事苦役,战后历尽艰辛回国的劳工;不堪奴役奋起抗争但惨遭镇压的被俘的中国军人(当时被称为“特殊工人”);成为野蛮的日本兵性暴力对象的农村妇女。他调查的地区北部到了黑龙江、吉林,中部到了河北、山西,南部到了海南岛和台湾。与中国方面历来的调查有所不同,野田先生更关注在近代日本的侵略战争中,那些成为俘虏及被当作奴隶的人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刻是如何生存下来的,以及后来他(她)们又是如何将他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创伤埋藏在心里而生活下来。
 
  研究抗日战争历史的中国学者,也会用相当多的精力关注抗日战争中日军暴行和中国民众受害问题,因为那是抗战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的一些历史学者同我们一样关注这样的问题,甚至进行共同的调查和研究,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野田先生作为日本精神病理学医生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调查,当然包含了对战争受害人人道主义的同情和关怀,只是在方法上与历史学者的角度有所不同,而我认为最值得介绍的,是他关注这一问题的出发点。经过多次交谈,我才理解了野田先生思考这一问题的逻辑,原来他关注该问题的起因是日本社会近年来甚嚣尘上的所谓“朝鲜绑架问题”。
 
  进入21世纪后,“朝鲜绑架问题”(日文中这一问题被称为“拉致问题”)被一些日本政治家人为地放大,在日本社会掀起轩然大波。2002年,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甚至亲自前往平壤与金正日会面,要求朝鲜方面释放被绑架的日本人,从而积累了政治资本。虽然日本方面只能提出20余人的被绑架人名单(朝鲜方面部分承认),即使加上被怀疑为“遭绑架失踪者”,充其量也只有70人左右。但是,由于一些政治家和媒体的煽动,“拉致问题”一时在日本社会成为引人注目的重大问题。首相多次发表谈话;官房长官会见被绑架者家属;5名遭绑架的日本人获准“临时”回日本,社会各界欢迎、集会,“绑架问题”几乎成了每天的头条新闻。日本政府在内阁中还专门设了处理相关事务的大臣和相应的机构。在“无论如何都要关心自己同胞”的名义下,许多人也只好跟在那些政治家的后面亦步亦趋。
 
  但是,包括野田先生在内的一批视野开阔、具有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日本人,对这一问题则有独特的观察视角。他们认为,绑架事件其实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日本的政府、警察及媒体却长期忽视,并没有站在被害者的立场上采取对应措施,几乎既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查,也没有追查相关的责任。而这一问题之所以突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是因2002年9月小泉纯一郎首相出访朝鲜。可见一些日本政治家之所以热衷“绑架问题”,还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政治支援和选票,日本政府是想通过炒作这一问题,强调以朝鲜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的“威胁”,鼓吹制裁朝鲜的“正当性”,将其作为改变日本国民意识的意识形态政策。他进一步指出:日本在战争中强征中国劳工与“慰安妇”,其实就是一种“绑架”行径。而遭受那一“绑架”的中国受害人数量以数万(被绑架到日本)甚至数十万(从中国内地被绑架到中国东北)计。所以,他认为只有以日本对朝鲜、中国、东南亚侵略的历史认识为基础,在对日本当年的“绑架”行为进行反省的基础上,通过和平外交及战后补偿对当年的战争受害人予以安慰,才能真正解决朝鲜的“绑架问题”。
 
  将“绑架问题”放在东亚历史纵横的大背景下认识,不仅独具慧眼,更重要的是拓宽了日本人战后责任认识的领域。这一认识与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人战争责任认识的发展很相似。当时,日本民众举行了轰轰烈烈的反越战运动,并将其与自己当年受到美国飞机空袭的历史结合起来思考,并进一步认识到:日本人支持或者直接参加了侵略中国和亚洲的战争,导致亚洲更多的非战斗人员的死伤,日本人不也是加害者么?如果不反省自己的加害责任,单纯强调别人的加害责任,是无法占据道德评判的高地的。这一认识标志着日本民众战争责任认识的重大飞跃。从那时起,日本的反战和平运动上升到从“被害”与“加害”两面去思考战争责任问题的高度,成为后来积极支援战争被害国国民的战后索赔运动的思想基础。以野田先生为代表的一部分日本知识分子通过“绑架问题”进一步思考日本人的战争加害责任,批评日本社会对中国人的战争受害的“无视与沉默的循环”,是对日本和平运动的批评与敦促。
 
  野田先生撰写的《战争与罪责》,其调查对象全部是日本人,所以对多数的中国读者来说,读那本书可以了解到许多闻所未闻的战争历史。那么,这本书的调查对象则全部是中国人,对同为中国人的读者来说,从某种意义上,似乎没有那么明显的新鲜感。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考角度,即观察日本的心理学者是如何对待中国的战争受害者的,这本书则给我们提供了更新鲜的知识与信息。本书中的受害人分布在中国各地,甚至还有少数民族,其语言及生活习惯各异;除个别人外,多数人的文化程度并不高,有的人至今仍承受着战争灾难带来的苦痛。为了获得战争受害人的信任和理解,野田先生努力深入他们之中,在消除他们的误解与顾虑的前提下进行了真正的谈话,可以想见作为日本人的野田先生对于认识战争加害责任的自觉,以及对于中国受害人的感情。当我们读到作者对中国战争受害人心理的深刻细致描述的时候,不能不感慨作者作为日本人在调查中国战争受害者过程中的执着和经受的辛苦。读了野田先生的著作,我们不能不反思:作为迫切需要真实记录与认真思考战争历史的我们,为什么能容忍那么多粗制滥造甚至是肆意杜撰的所谓抗日剧流行呢?我们的作家、编剧以至历史学家、心理学家为什么不能静下心来,在真正了解战争受害者的体验的基础上拿出我们的作品来呢?
  
  应野田先生的要求,谨以以上感想作为序言。
 

步 平
 2013年6月18日


 致中国读者

  在近代日本的侵略战争中,那些成为俘虏以及被当作奴隶的人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刻是如何生存下来的?此后,他(她)们又是如何将他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创伤埋藏在心里而生活下来?这就是本书研究的内容。
 
  20世纪90年代,我对日本官兵在侵华战争中残暴行为的罪责感进行了调查研究,出版了《战争与罪责》一书(岩波书店,1998)。2004年,该书由朱春立翻译,先后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昆仑出版社出版(2000年与2004年)。《战争与罪责》一书,分析了那些身在死亡线上却杀害了众多中国人的日本官兵的精神状态,在进行个人精神分析的同时,也从形成这种个人精神的日本社会、历史、文化的视角,即精神病理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予以分析。
 
  本书的研究对象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者,但采取的是同样的研究方法,即亲身访问,然后进行分析。通过这两部书,我想揭示日本的战争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精神创伤,又是如何令人们精神崩溃的。同时,我也想知道应该如何弥补这些悲惨的过去。
 
  从死亡线上挣脱出来的人们,在脱离死亡威胁之后,却继续面对着以往那些难以忍受的体验,他(她)们顽强生存下来的过程及其信念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然而,他(她)们的痛苦过程却没有止境,最终将变成“死亡的文化”。那么,我们对他(她)们的战后生活是否有共感呢?
 
  在日本,经常有人说,为了日中友好和日中和解应该予以战后补偿,这句话无疑表达了良好的心愿。但是,这些被伤害的人们并不是为了日中友好而活下来的,也不是为了日中友好而要求得到战后补偿,他(她)们之所以顽强地生存下来,是因为恢复了对人类社会的信赖,这是超越日本与中国国家概念的一种人类精神的共性。正像我在“后记”中指出的,我们对他(她)们的生存没有投入情感,没有同情,没有感谢,更没有认真的交流。这种思考无疑还是与“死亡的文化”相关联。
 
  本书被译成中文,读者对象也就与日本不同。我希望包括中国年轻一代的人们,理解已经被忘却的战争受害者,能够理解他(她)们中的每一个人顽强生存下来的意义,了解他(她)们为之付出的努力。
 
  我也希望中国的历史学者能够了解,从精神病理学的视角进行战争研究有更广泛的可能性。在美国,精神分析研究者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Homburger Erikson)与精神科医生罗伯特·利夫顿(RobertJay Lifton)正在进行“心理=历史研究”的研究。与他们依据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略有不同,我是以人类文化学和社会学的学科理论进行精神研究,着眼于每个人的现象学类的精神病理进行分析,属于精神病理学的历史研究。本书与此前完成的《战争与罪责》,都是从个人的内在精神切入进行社会和历史的考察。究竟哪个研究领域更为广阔,也期待着读者们进行思考。
 
  本书由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深的历史学者王希亮先生翻译,深感荣幸;“推动731部队遗址申报世界遗产会”的山边悠喜子女士,以年迈之身,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感情,为帮助本书翻译成中文而奔波;明治大学副教授张宏波女士,为本书提供了中文的原始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先生为本书作序,在此,本人从内心向他(她)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野田正彰
 2010年雪降日于京都洛北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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